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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國】那片玉米地(散文)

2019-04-19 11:12 婁底新聞網 楊親福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我讀初中。每個寒暑假,我不是補習功課,而是進生產隊爭工分。有一個暑假,我一直跟著社員爬上一個叫瑤人界的山崗煉山整地,開墾玉米地。

所謂煉山整地,就是把生態林全部砍倒,曬干,一把火燒了,開墾出坡土。煉山整地,是全隊男女老少都喜歡干的活,因為散工后都可以擔一擔柴回家,一舉兩得。

燒山,最怕的是走野火。為了防止走野火,四周都掃出了丈余的防火道,選擇無風的晴天放火,而且是放坐火,即從山坡的頂部點火。放火那天,生產隊的勞動力全體出動,我也去了。兩人爬上坡頂點火,從中間往兩邊點,其余人分兩伙,站在兩邊防火道的下面,拿著鮮松樹枝,隨時準備撲滅飛過防火道的火苗。“走火了!”我第一個沖上山坡打火。拼命地打,忘我地打,直打了十幾分鐘,把野火撲滅,但我的左腿卻被什么劃開一條大口子,足有三寸長!堂哥嚼了口草藥,給我封了血。那天,社員們都擔著柴回家,我卻只能拄著棍子空手回家。好了傷疤,我至今沒有忘記那種疼痛。

我最難忘記的是第二年秋天去玉米地里趕野豬。煉山整地的次年春天,生產隊在開墾的坡地上種了玉米,同時撒播了綠豆種和小米種。進入秋天,玉米抽穗,繼而長出包谷。這時,野豬出現了!每天晚上,野豬進入玉米地,不但吃包谷,還糟蹋包谷、綠豆和小米。別無選擇,隊長決定派專人夜守。這位專人是我的堂哥。于是,堂哥帶上被子,在包谷地里的灰屋里扎了床,再在灰屋一角掛上竹筒,放上木錘,用于敲擊趕走野豬。堂哥家距玉米地約三公里,他晚上睡在灰屋里,白天回家搞勞動。那個星期六(那時沒有雙休日),堂哥上山時看到我,要我陪他上山趕野豬。我說沒有吃飯,他就等我吃了飯。我跟著他爬山到達玉米地灰屋,走了一個多小時,天已經黑了。那是一個星星眨著眼睛的夜晚,我好奇地數著星星,堂哥坐在床邊抽悶煙。他抽旱煙,卷喇叭筒抽。他抽完就卷,卷好就抽,吞煙吐霧,像是有吐不完的滄桑。不一會兒,我進入了夢鄉。“哦嗬!哦嗬······”伴隨著木錘打擊竹筒的咚咚聲,我被驚醒。但是,我翻了個身,又睡著了。在我的記憶里,那個時候,什么都不屬我,唯有睡眠是屬于我的。在最黑暗的五更時分,我被堂哥搖醒,他在向我耳語:“有人偷玉米,快起來!”我翻身爬起,堂哥又輕聲說:“跟我下山,不要弄出聲音來。”我穿好衣服,鉆出灰屋,跟著堂哥潛下山。我們不是從玉米地下山,而是橫過去,從另一條山溝下山斷盜賊的后路。我們等在那條唯一的出山小路上,等待玉米盜賊的出現。不一會兒,盜賊出現了!堂哥打亮手電,照著盜賊。

“安叔!”我不禁叫出聲來。安叔,我們的堂叔,另一個生產隊社員。安叔前年送過父親,去年喪妻,家有久病不起的老母,下有兩女一男三個孩子,都在讀書,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家里確實接不開鍋。堂哥愣住的當兒,只見安叔向我們走近幾步,跪下了!我連想都沒有想,向前去扶安叔,但安叔哪里肯起來,直到堂哥前來扶他,他才起來。安叔被扶起來后,一聲不響,丟下那個白色尿素袋子,繞過我倆,走了。

“站住!”堂哥話音剛落,安叔站住了,一動不動地站著。我走去拉住安叔的手:“安叔,把玉米背回去。”安叔來不及反應,堂哥已經把那袋玉米送到了他肩上。安叔扛著那袋玉米走了,消失在黑暗中,我沒有看到他的表情。

不久之后,我成為“社來社去”大學生,沒有再去過那片玉米地,也沒有再見到安叔。一九八三年,我在一所山村中學教書,一次回到家里,聽堂哥講,我們大隊分了田土,但那片玉米地屬于大隊的公山沒有分到戶,而安叔一家,蒸發了:他母親已辭世,兩個女兒都出嫁了,最小的兒子讀大學去了,他本人轉包了田土,離家出走了。

二000年清明節,我去瑤人界給曾祖母掃墓轉身回家,還沒出山,遠遠地看見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一動不動地站著,我還沒有認出人來就聽到聲音:“賢侄,掛青(掃墓)來?” “啊,安叔!”久別重逢,叔侄格外親熱,我倆席地而談。

安叔告訴我,他兒子在海南工作,成了家,有房子有車子,也添了孫子,這次特地回來掃墓,兒子開小車回來的。“我看見你掛青去了,我在等你,你弟下了山,在小車里等我。”交談中,安叔特別打聽堂哥的情況。那位堂哥,就是當年那片玉米地捉賊的堂哥。

一九九三年,堂哥離了婚,帶著一個女兒生活。一九九五年,堂哥的父親被毒蛇咬傷致死。一九九八年,堂哥的母親中風偏癱,母親身邊還有一個患腦癱軟骨病的弟弟。堂哥主動和母親、弟弟一起生活,承擔了整個家庭的生活重擔。

分手時,安叔給我四百元人民幣,說是給我去年做建房酒補個禮。我去年建房,小工的日工資十二元,鄰居的賀禮是十元,安叔的這個禮實在太重了些,但我理解他,便毫不猶豫地收了。他還托我搭四百元錢給堂哥,我也接了錢。我沒有忘記要了安叔的電話號碼。我情不自禁地送他到小車邊。啊,寶馬!四十多萬元的寶馬車!偉大的時代,每個家庭都可能發生巨變。

以后,我和安叔常通電話,大多是他打給我的。他再沒有回來,說輕度中風,行動不便。他好幾次邀請我去海南,我都拒絕了。農歷二0一七年八月,是安叔八十歲生日,他說要我一定出去一趟,給他帶點獼猴桃,其他什么都不要帶。我想安叔心里很孤獨,才這樣強烈要求我去,再說,我再不去,恐怕以后難以見到他了,便下決心去一趟。我把安叔對我的要求和我的決定對堂哥講了,堂哥不假思索:“我也去,到我基地摘一百斤獼猴桃帶去!”“你基地?你也有基地?”“我有基地!”

原來,我們村被定為扶貧村,從二0一五年開始,得到省城一單位對口扶貧,駐村幫扶隊幫助堂哥等全部二十一個貧困戶成立了獼猴桃種植專業合作社,建立了一百五十畝獼猴桃生產基地。鑒于我們生產隊當年占用的瑤人界那片玉米基地是村集體的,如今又成了荒山,獼猴桃生產基地便建在那里。獼猴桃種植已經三年,正值出產高峰期,堂哥估計可出產三萬公斤,創收能過三十萬元。于是,我重回了那片玉米地。山地還是那片山地,但進山的路變了,公路取代了山路,我坐堂哥的摩托車,十二分鐘就到了。

我和堂哥去了海南,與安叔一家幸福歡聚。但我們誰也沒有提起當年捉玉米盜賊那事兒。

(作者楊親福 新化縣奉家鎮雙林村)

責任編輯:劉芬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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